张艳国 | 简析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上）

简析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

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合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津贴专家。

摘要：在近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严峻的社会现实，引起中国传统士大夫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今新旧中西的历史交汇点上，张之洞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自信。在他看来，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认为在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也是可行的，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补充。张之洞的这种中国文化自信论建立在他独特的儒学修养和长期的地方宦海经历上，是他个人特殊的经历、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情感在特定历史背景的一种文化写照和诉求，也是对古今新旧中西文化矛盾的一种积极回应。张之洞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文化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我们在评价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时，不应对它进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而是要走进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进行同情与理解式的解读。

关键词：张之洞；近代中国；中国文化自信论

张之洞

一、引言

在近代中国，西方列强的坚船厉炮送来的不仅是近代机器工业生产的商品，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在这个时代，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中国传统士大夫处在古今新旧中西的历史交汇结点上，被迫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并提出不少调和中西文化对立冲突的方案。清末重臣张之洞通过《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回应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上最具代表性。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研究已经有很多。学者们大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中国近代历史整体发展的角度和近代化的角度立论，探讨“中体西用”的内涵、性质、影响等等，多有收益。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有异，因此，在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同看法。大体说来，学术界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评价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彻底的否定，一部分学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把张之洞定性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认为张之洞的文化观点代表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进而否定其中国文化自信的积极意义；一种是在否定中也有肯定，有学者认为，尽管张之洞“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其主要目的和倾向应该否定，但其中的中国文化自信论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一种是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有论者把张之洞的文化观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内涵及其成因的探讨，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的艰难抉择，进一步审视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劝学篇·序》

二、信而不疑：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任何历史的思想，总是历史时代的思想，总是以个人对时代的理解为基础，总是个人的社会实践和人生经历的一种反映。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是建立在他独特的儒学修养和长期的地方宦海经历之上的。张之洞作为忠实的儒门弟子，无法逃离封建纲常名教的巢臼；他作为清末重臣，经营地方数十年，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感受最为直接，对西方文化的体验最为深刻，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认同。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这成为包括张之洞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要探求的时代性课题。张之洞身处这样的环境，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1898 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充分反映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其中，张之洞就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的地位做了明确的阐述。张之洞阐述的中国文化自信论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首先，张之洞所自信的中国文化是有特定内涵的，它只是包括张之洞所尊崇的儒家文化。即便是儒家文化，他对今古文经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张之洞对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在他看来，孔门之学是尽善尽美的，他说： “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 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就是因为历朝统治者崇尚儒术的结果。他说：“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在他看来，古今中外，政教相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只有宣扬并遵行儒术，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那么，张之洞所宣扬的儒家文化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呢？在文化典籍上，他把《论语》、《孟子》作为群经之首。他认为： “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 《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显然，在张之洞那里，他把 《论语》和 《孟子》作为衡量其他文化典籍的重要尺度。在思想内容上，张之洞恪守 “三纲五常”和“仁爱”、 “忠义”精神。他指出： “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他针对清朝内外交困的局面，提出： “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显然，张之洞所推崇的中国文化有严格的范围限制，是有所取舍的。

张之洞对其他非儒家的文化典籍和思想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其他各家是有明显缺点的。他指出： “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应事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在他眼里，只有儒家才最为正确，而其他各家的精要思想都被儒家思想所包含，而其中的糟粕已经被圣人所剔除。他说：“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当然，对于其他各家，他并不是不让人去读，而是主张要有权衡取舍地读。他说： “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可见，对张之洞而言，儒家与其他各家之间的主从关系是相当明确的。

在儒家各流派之间，张之洞也是有自己的偏爱的。张之洞推崇古文经，厌恶今文经。他批评清代学风时说： “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 《公羊》之说，是孔子作 《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张之洞抱定居于正统地位的古文经派，并不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打着公羊学说的旗号，进行维新变法。在政治上，他们是心心相惜的。

其次，张之洞认为，在中西古今文化激烈冲突的情况下，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要用新的文化进行补充，使之获得文化张力。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中国出现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张之洞清醒地认识到：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时同样也面临着困境，因此，张之洞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以言乎远，我不可不鉴于战国。”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儒学失去了正统地位；战国时期，儒家博而寡要，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众说纷纭，儒学受到其他各家的诟病。这些现实和历史的例子，使张之洞觉得儒学的困境必须得到妥善解决，不然我们又会有类似秦代文化危机的惨况。因此，我们不能够抱残守缺，而是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可见，这时， “变局”意识已经深入张之洞的内心深处。

张之洞在文化立场上毕竟不是泥古不化的守旧派，他也在探寻文化的与时偕行之道。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张之洞坦然地承认中国文化有所不足。他说： “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对于一个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当时能够认识到儒家思想的不足，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更何况他还提出了学习新学，他说：“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当然，他在文化上与时偕行是有分寸的，虽然他的思想要比顽固守旧的士大夫更为开放，但比起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来说，则远远不够。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站在儒家和清朝的立场上看，作为儒臣的张之洞，他也许已经走得很远了。

在张之洞那里，他认为，学习西方是要有所选择的，并不是把西方的东西统统地拿来，或仅仅学习一些皮毛。张之洞认为： “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是不能够改变的。他说： “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这就是说，张之洞要学习的是那些对儒家文化没有威胁的西政和西艺。但是，从张之洞对西学的选择上看，他有自己的特点。从学习西学的广度与深度讲，它远比洋务派的西学包涵了更多的内容。他的西学远远超过了 “西艺”的范畴，已经涉及到西方政治制度。但是，他对西学的内容还是有所限定的。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上，他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在中西文化的作用上，他提出：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张之洞毕竟在坚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前提下，为西学打开了方便之门，让西学堂堂正正地走进中国文化的广原。张之洞的文化观点，相对于当时妄自尊大的守旧派来说，还是先进了不少。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张之洞认识到中国文化面临危机，也意识到只有补充新学才有可能挽救儒学衰亡，并对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反复强调对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必须予以继承和发扬，但是，他毕竟无法认识到，这种 “体用”之分对于作为社会实践产物的文化来说，还是徒劳的。因为不同的体产生不同的用，这就如同世上没有 “牛体马用”一样。

再次，张之洞认为，对西方文化不要崇拜，也无需害怕，中西文化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它们的区别更非新与旧的差别；其实，中西文化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西方文化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有益补充。在共通性前提下，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还优于西方文化，这就揭示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优势。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张之洞针对这种情况，指出： “大率近日风气，其赞羡西学者，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殆不足比于人数。自视其高、曾、祖、父亦无不可鄙贱者，甚且归咎于数千年以前历代帝王无一善政，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国有何学，西国有何政也！”张之洞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宣谕，西方文化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和厉害，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像新派人物所谓的那样一无是处。张之洞举出西方二千年以上并没有任何 “西学”和 “西政”，只是为了树立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当然，张之洞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并没有停留于中西文化表面的优劣比较，他对文化的认识还是有相当深刻的学理基础的。他认为： “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他的“东西文化会通论”显示出应有的深度。就文化发展的规律而言，虽然各种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归根到底，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深化和广泛化，人们在文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也会形成共识性、会通性看法，即出现 “不谋而合”的文化现象。张之洞认为，中西在人伦关系上有共通之处，他说： “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序民彝，中外大同。”尽管在礼制方面，西方略有不足，但中西方文化对礼”的核心意义的认识还是相同的。我们在对待中学与西学时，不应该让它们相互排斥，而是应该相互学习，吸取西方文化优秀的一面，尤其是在技艺这方面。他毫不犹豫地指出，西学我们是要学的，并且要中西会通。他说： “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他认为，我们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应该坚持 “会通”的观点，不应该只讲求西学而忽略了中学，其实，中学才是我们治学的根基。说：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基于他的文化比较观，张之洞对中国文化是相当自信的，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有些方面是优于西方文化的，尤其是表现在义理方面。他说：“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中国不如西方的，仅仅是在技艺方面，至于 “理”，张之洞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早已阐述得详细透彻了，无须再向西方学习。

第四，张之洞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无须在中国文化本质上找原因，因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好的，只是我们没有用好；如果用好了，中国文化自然就会呈现往日的光芒。

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目前之所以表现为衰势，是有自身原因的。中国由于长时间地统一昌盛，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松懈情绪，从而忽略了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发展。他说： “文明之治，至周而极，文胜而敝，孔子忧之。历朝一统，外无强邻，积文成虚，积虚成弱。”中国文化的衰势还受到除儒家文化外的内部其他文化影响，他特别对道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道家“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故学老者病痿痺，学余子者病发狂”。在他看来，道家要为目前中国文化的衰势负主要责任。正是上述原因，当时的一些人忘记了忠爱廉耻。他说：“知忠爱廉耻，则必学；其不学者，必其不知忠爱廉耻者也。使诸名将生今之世，必早已习其器，晓其法，参以中国之情势，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义之气，运以奇正之略，奚为而不可胜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废弛，而藉口于汉家自有制度，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对此，张之洞提出了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张之洞认为，在同西方文化的交锋碰撞过程中，我们要秉持 “忠义”精神，团结全国人民。他说：“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只有凭借这种精神，才能够团结全中国的人民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土。他认为，我们同样要凭借这样的精神发奋图强，建设我们的祖国，使之富强。他说： “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教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如果被我们用好了，我们完全有能力抵御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大可不必怀疑中国文化的前途。由此可见，他对儒家文化是非常自信和乐观的。

总之，张之洞对中国文化的现世价值和发展前途充满自信，但这种自信又有张之洞的特色和特定的文化内涵。张之洞所推崇的中国文化，仅仅是以 “三纲五常”和 “仁爱”、 “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他丝毫容不得任何损害、危及儒家正统地位的文化流派，甚至是包括来自儒家内部的文化异端。张之洞虽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但他并不排外固守，他对西方文化还是采取开放包容态度的；当然，他的包容却是有限度的，他的文化底线就是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这也就是张之洞所构建的文化范式：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只要这个价值观不受到任何冲击，西学是可以大量地拿来运用的。这样一来，张之洞有前提条件地为西学的涌入打开了文化方便之门。

                  （未完待续，谢谢阅读）

编辑：  张欣雨

责任编辑：黄逍